《非關命運》：生命凝視的不朽詩篇
趙庭輝 博士（任教於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
雖然描繪二次大戰納粹集中營、以及猶太人遭到屠殺的電影為數不少，例如以嚴肅的眼光著重傳奇人物辛德勒的《辛德勒的名單》、透過幽默的方式呈現父子親情的《美麗人生》，以及納粹軍官解救波蘭猶太鋼琴師免遭屠殺的《戰地琴人》。但是能夠像《非關命運》（匈牙利片名SORSTALANSÁG，英文片名FATELESS）這樣，排除說教意味，以青少年的眼光與隱誨的手法進行「沉默」批判的卻不多，特別是本片以個人生命的經歷，鋪陳大時代的變化，聯結個體與集體的經驗，藉著有如東方禪學一般，生命的靜觀凝視（gazing），將全片譜成一曲不朽的詩篇。
《非關命運》是由攝影師轉戰導演的路易斯．寇坦（Lajos Koltai）的處女作，這部電影改編自匈牙利作家，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ėsz）的同名小說，卡爾特斯同時也是本片的編劇，除了某些部份作了修改之外，基本上都是按照小說的文字予以「影像化」的過程。本片原著小說是以第一人稱的敘事體回憶方式書寫，而且全書八章的段落區隔像極了劇場幕與幕之間的區分，更重要的是，這種區分具有電影段落鏡頭（sequence shots）的特質，使得攝影師格拉．帕多（Gyula Pados）能夠保留歐洲藝術電影「避免剪接」的傳統，因此使得《非關命運》的攝影機運動更加流暢與自然。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影評人彼得．布拉德蕭（Peter Bradshaw），將這部電影稱為「移動戲劇」（a moving drama），顯然是相當有道理的。除了說明《非關命運》具有劇場式小說的特質之外，其實更加強調這部電影「人不動、攝影機在動」攝影美學。格拉．帕多遵循著「就電影論電影」的攝影師天職，完全以「標準鏡頭」拍攝，揚棄好萊塢式的繁複剪接手法，並且以傳統的全黑淡出技巧作為場景的轉換。例如透過遠景鏡頭設定場景與集中營，突顯片中人物的渺小與無助；藉由遠景鏡頭呈現人物的行進與動作；透過中景鏡頭與過肩鏡頭，強調人物的交談與對話等；而特寫鏡頭則主要使用於主角尤卡．維卡（Gyuri Küve，Marcell Nagy飾）的臉部表情與生命凝視。
為要避免過於花俏的剪接，格拉．帕多在本片中使用許多不同攝影技巧，取代剪接必然帶來的影像中斷。例如升降鏡頭可以讓片中人物場景維持在畫面中心，因此除了用以拍攝被遣送至集中營的猶太人之外，本片開始與結束的升降鏡頭具有強烈的對比性。本片一開始使用上升的升降鏡頭，呈現尤卡看著廣場佈告欄的海報之後，走向父親的倉庫，充滿著陽光般的笑容與青少年特有的天真與活力，完全正面的拍攝方位，邀請觀影者進入尤卡的內心世界。然而結束時則使用下降的升降鏡頭，呈現尤卡憔悴削瘦的臉龐，更以背對鏡頭的拍攝方位，讓仍然穿著集中營囚服的尤卡，慢步地走向街道的彼端，抽離現場。
這種強烈的對比性也透過仰拍與俯拍兩種攝影角度，突顯片中人物地位的轉換。例如尤卡要參加歡送父親前往勞動營的家族成員聚會，在樓梯間巧遇安娜瑪莉時，由於是爬上樓梯，因此以俯拍角度讓他位在畫面下方，而安娜瑪莉則以仰拍角度處於畫面上方，安娜瑪莉知道尤卡喜歡她，所以對他說話相當不客氣，顯示尤卡未被抓進集中營之前，他的地位是低於安娜瑪莉的。相反的，當尤卡從集中營回來之後，在樓梯間再次巧遇安娜瑪莉時，由於是走下樓梯，因此以仰拍角度讓他位在畫面上方，而安娜瑪莉則以俯拍角度處於畫面下方，歷經風霜的尤卡，對生命的認識程度，似乎已經多過安娜瑪莉了，所以他的地位是被擺放在高於安娜瑪莉的位置。
為要使得片中人物場景一直維持在畫面中心，引導觀影者的注意，格拉．帕多也使用具有與升降鏡頭同樣效果的水平橫搖、以及推軌鏡頭的推進與拉回等攝影機運動取代剪接。像是尤卡的父親進入勞動營前夕，家族成員的聚會（除了尤卡的親生母親），就是透過水平橫搖呈現每位家族成員的臉部表情，中間的柱子還將家族成員分成兩半。而推軌鏡頭的推進運動經常使用於前往集中營的火車、等待被遣送的猶太人，以及集中營的景觀等，速度相當緩慢而且遲滯。拉回運動則使用於遠離或橫掃片中人物的場景，像是尤卡與安娜瑪莉爭辯「什麼是猶太人」之後，遠離樓上倆姐妹房子的茫然表情；以及尤卡準備被遣送至集中營之前，攝影機橫掃躺臥於地板上擁擠不堪的猶太人們。
相當特殊的是，格拉．帕多也在片中發明了許多特別的鏡頭表現方式。格拉．帕多在每段情節自成一格的段落鏡頭之間，加入一或多個插入鏡頭，這些插入鏡頭為時極短，而且攝影機運動的速度非常緩慢，與段落鏡頭形成強烈的辯證關係，不僅使得兩個段落鏡頭的故事情節自然地連接起來，而且造成一種平行剪接的心理效果。例如尤卡離開哭泣的安娜瑪莉與樓上倆姐妹、以及他搭乘巴士攔下被抓的兩個段落鏡頭之間，插入尤卡在澡盆沐浴的場景，他在澡盆裏吹動著風車船往前進。這個看起來頗為突兀的插入鏡頭，隱喻尤卡的命運即將像這艘風車船般擺動，而掌管風車船方向的是吹著它的人，這個吹動風車船的人有可能是尤卡自己，也有可能是某些人，無論如何，這艘風車船（尤卡的象徵，也是卡爾特斯的象徵）只有順命而為。
再如尤卡等待被遣送集中營之前，與搭乘火車前往奧許維茲比克瑙過站兩個段落鏡頭之間，則是加入兩個短暫的插入鏡頭，一是以水平橫搖拍攝等待被遣送的猶太人，二是拍攝某位猶太人長者對於信仰的告白：「沒有希望便會迷失，唯有信仰能帶來希望，祂終將勝利，忘記祂的大能者，都將後悔莫及，在塵埃中呼喚祂」。同樣的，這兩個看起來頗為突兀的插入鏡頭，透過無法掌握命運的喟嘆之隱喻，很自然地將前後兩個段落鏡頭聯結起來，造成一種平行剪接的心理效果，並且藉由影像的描繪，一再地重覆「認命」這個敘事母題。
格拉．帕多在《非關命運》全片中有兩處鏡頭的發明，也相當具有創意，並且具有強烈的心理意義。一處是尤卡到倉庫找父親時，尤卡看著父親、繼母與蘇沱先生三個人在談話，以尤卡的主觀鏡頭，電影景框透過辦公室狹窄的玻璃框「框住」他們三個人。而當蘇沱先生離開之後，尤卡進入辦公室，電影景框再次藉由辦公室狹窄的玻璃框「框住」父親、繼母與尤卡三個人。電影景框與辦公室的玻璃框造成畫面「框中框」的視覺效果，也顯示他們面對的命運被限制住的心理意涵。另一處是家族成員為即將前往勞動營的父親餞別時，尤卡隔個玻璃窗看著父親，父親呈現在畫面的左方，由於重覆曝光的關係，他擔心憂慮的臉部表情成為四個重疊的影像，並且停格之後，由左至右水平橫搖移動，全黑淡出於畫面右方。父親的表情不僅在歡樂聚會的家族成員中顯得相當突兀，而且畫外音響起：「願全能的上帝，讓我們早日再相聚，相愛、和平、又健康」，形成現實與理想高度落差的諷刺效果。
此外，雖然這部電影的運鏡節奏基本上來說是相當緩慢的，但是攝影機運動仍出現非常劇烈的部份。例如尤卡與猶太人們準備被遣送至集中營之前，以劇烈搖晃的上下直搖升降鏡頭，由水平、拉高，再俯拍匈牙利警察對猶太人的斥責：「臭猶太人，竟敢拿蠟蠋向英國軍機打暗號。」接著以鳥瞰鏡頭拍攝抬起頭來往上看的猶太人們，隱喻匈牙利警察具有如同天神般的權威，而猶太人終究難逃宿命的心理意義。再如尤卡因為右腳膝蓋腫脹躺在人力車上被送至醫院時，攝影機以他的主觀鏡頭倒拍造成傾斜鏡頭的效果，這種以相反視線觀看著集中營景象的方式，隱喻整個世界的錯置與荒謬，帶給觀影者相當強烈的視覺震撼。
《非關命運》的光影與色彩運用，都是三段式的，完全掌握故事情節變化應有的起承轉合與調性，相當具有「電影感」。在光影方面，影片一開始採取柔和浪漫的方式處理，例如尤卡父親的倉庫、尤卡與父親繼母在家吃飯、家族成員聚會時父親站在窗前，以及尤卡與親生母親談話等，皆以大背光方式拍攝，光暈籠罩的人物顯得相當優雅，有如剪影效果，隱喻惡運尚未降臨之前的一點歡樂與開朗。然而當尤卡被遣送至集中營之後，全片轉為高反差的光影處理，明亮處與黑暗處形成強烈的兩元對比，隱喻悲劇的調性。但是自德軍關掉焚屍爐之後，直到全片結束，則又恢復柔和浪漫的光影運用，隱喻生命淬鍊的希望與光明。
而在色彩方面，影片一開始以昏黃色為基調，具有平靜安穩、活潑開朗的心理意涵，無論是布達佩斯廣場滿地的黃葉、尤卡父親的倉庫，以及樓上倆姐妹的家等，皆使用昏黃色調，隱喻暴風雨前的寧靜。然而當尤卡被遣送至集中營之後，全片轉為灰暗色調，幾乎與黑白電影一樣，沒有任何色彩，隱喻悲劇的調性。然而從德軍關掉焚屍爐之後，直到全片結束，則又恢復昏黃色調的運用，隱喻重生的喜悅與歡愉。類似的色彩運用，也在維托．狄．西嘉的《費尼茲花園》以及羅貝多．貝里尼的《美麗人生》中出現。
《非關命運》的配樂，是由義大利國寶級大師顏尼歐．莫利克奈（Ennio Morricone）負責的。這位曾經為義大利的西部電影《荒野大鏢客》配樂，以及許多著名電影，像是《教會》、《新天堂樂園》、《四海兄弟》等電影音樂配樂的專業工作者，素來以能夠彰顯電影主題精神著稱。他以排笛搭配弦樂的悲傷曲調，為《非關命運》譜寫了相當扣人心弦的空谷鞏音，不僅能夠藉由音樂配合影像傳達的意念，而且緊緊抓住觀影者的聽覺感受，深刻地浸透每個人的內心底層，翻騰攪動久久揮之不去的悸動，而與整部電影產生共鳴。除了配樂，本片並且安排三段歌唱式音樂作為輔助。在布根華爾集中營裏，柯爾曼四重唱演唱薩岡．艾瑟曼的《在月夜裏》，這首表達對女孩愛慕之意的情歌，讓觀影者想到法國導演尚．雷諾《大幻影》中，法國軍官在一次大戰德軍戰俘營裏的表演，為死氣沉沉的集中營帶來一點歡樂與希望。而班迪．席特姆對著尤卡唱著他在烏克蘭勞動營裏「對祖國忠誠」的軍歌，以及猶太人對著即將被遣送回匈牙利的尤卡與集中營囚犯演唱的軍歌，都有鼓舞士氣的作用。
事實上，《非關命運》的故事情節，很容易讓觀影者想到法國已故導演路易．馬盧的《童年再見》，它們都是創作者「親身目擊」留下的見證，這種親身目擊帶來的影像說服力，並不是《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與《戰地琴人》能夠比擬的。然而仔細閱讀，就可以發現這兩部電影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例如前者是以身為法國人的馬盧，看待他童年時的猶太人朋友；後者則是匈牙利裔猶太人卡爾特斯青少年時期的自省；再如前者的場景是在法國天主教的寄宿學校，由馬盧自編自導的電影劇本有如兒童小品或室內樂；後者則是在德軍的集中營，卡爾特斯編寫的電影劇本是由自己的小說改編而成，有如詩篇或交響詩。
由於卡爾特斯在原著小說中，是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體，因此讀者可以隨著作者的描述進到他的內心世界。然而當這部小說轉換成影像化的《非關命運》之後，則是必須透過尤卡這位敘事者，以內心獨白的方式，為觀影者掌握故事情節的來龍去脈，這也使得這部電影的文學氣息大為提高。雖然影片中尤卡與人對話時相當沉默，但是他的豐沛感情，以及對於世界的看法與評價，都是藉由內心獨白配合著影像呈現在觀影者面前。影片中14歲的尤卡，其實就是15歲卡爾特斯的「影像化」，一個情竇初開、正值青春年華的青少年，原本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卻因為在上工途中，「錯搭巴士」被警察攔下抓走，而在集中營的人間地獄中渡過一年的歲月。無論是原著小說或電影，《非關命運》除了闡述「認命」的敘事母題之外，也強調面對命運時應該作出勇敢選擇的決定與意志。
「一切好像都是命運惹的禍」，卡爾特斯告訴他的讀者與觀影者，「這世界上有太多巧合了」。尤卡的父親進到勞動營，卻死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尤卡的繼母竟然因此嫁給自己父親的下屬蘇沱先生。如果尤卡上工時搭乘的是火車而不是巴士，那麼他是否就不會被抓到集中營，免受許多的饑餓、折磨與痛苦呢？莫斯柯維奇如果長高一點，不要戴著那付眼鏡，是否就能騙過德國軍官，說他已經16歲，而不會在布根華爾集中營被送入焚屍爐呢？如果那位帶著藥品急忙探望母親病情的倒楣鬼（卡爾特斯在書中這麼稱呼他），晚了5分鐘搭上巴士，他是否就能如願以償，而不致於在采茲集中營裏死於非命呢？即使有再多的疑問仍然是沒有任何解答的，因為命運是難以捉摸的，如同尤卡準備被遣送至集中營之前的內心獨白：「．．．我只要承認命賤，就能跟著苦中作樂，我開始領會一個簡單的道理，我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殺。」所以卡爾特斯告訴世間的人一個適應的方法─認命。
然而當認命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甚至已經瀕臨垂死邊緣時，應該怎麼辦呢？《非關命運》強調的是面對命運必須作出勇敢選擇的決定與意志。尤卡原本天真地以為只要認命，一切都將迎刃而解，只是饑餓不堪的尤卡望著德國士兵口中的食物時，內心深處喚起野性的求生意志，他開始與人進行交易，為得到一點點的食物而不擇手段。在右腳膝蓋腫脹接受診治回到寢室之後，身旁多了一位病友與他同睡，當尤卡發現這位病友已經死亡的時候，他慶幸自己能夠多得到一份食物，卻根本不想告訴集中營的管理者，以便救治這位病友。「與屍體同睡」的殘酷求生經驗，其實是尤卡生命相當重要的轉捩點，如同班迪問他的：「想回家嗎？想回布達佩斯嗎？沒有自尊就不可能。」班迪口中的自尊，就是為自己「未雨綢繆」地留下一點聊以自慰的食物，人性的自尊已經落得與動物求生的本能一樣，沒有任何價值。當尤卡因為右腳膝蓋腫脹，他全身裸體與許多奄奄一息的猶太人被放在人力車上，如同「待宰」豬隻般被送至醫院時，人性的自尊徹底地崩潰，求生成為他僅有的選擇與決定。
尤卡求生意志的催化劑是來自許多成年男性的幫助，《非關命運》中的女性都是懦弱而無助的，像是尤卡的繼母、親生母親，以及安娜瑪莉等，她們對於尤卡越過「伊底帕斯」（the Oedipus）階段，踏上男性成長之旅是沒有任何幫助的。原本尤卡對於父親具有的強烈認同，而且這個認同具有傳承的意義，家族成員聚會時祖父與父親的擁抱，聚會完之後父親與尤卡的擁抱，都說明了認同的事實。而且也可以從他在父親前往勞動營之後，尤卡拒絕親生母親同住的要求，以及他拒絕美國士官（Daniel Craig飾）願意幫他移民美國的邀請，得到證明。然而這種對於父親的強烈認同，在父親「不在」（in absence）時，尤卡「暫時」失去認同的對象，因此當他必須獨自踏上男性成長之旅時，其他的成年男性取代他的父親，成為他認同的對象，像是拉尤斯大舅、班迪，以及在采茲集中營的猶太人老者，都是尤卡在生命轉折之際相當重要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無論是他們的話語或是人生態度，在在影響尤卡作出選擇與決定，因此勇敢面對命運的結果，認命轉變為「非關」命運。
《非關命運》更是將男性成長的個人經驗，提高為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與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層次，牽扯出種族之間長久以來的愛恨情仇，並且形成強烈的兩元對比。如同陪尤卡禱告的拉尤斯大舅說的：「你的童年已經結束，你也得背負猶太人的命運了。．．．我們必須忍受數千年無情迫害，委曲求全，因為這是天譴，唯有上帝能饒恕我們。」在種族上，透過配戴「污名化」的黃色星章，尤卡接受自己是「個別」猶太人的事實。在經過拉尤斯大舅的調教，以及與安娜瑪莉的爭辯之後，尤卡接受自己是「整體」猶太人一部份的事實，他必須以個人背負全體猶太人命運，成為國族寓言的比喻與象徵。即使在集中營裏，德國人也是以猶太人的種族身份看待尤卡。在宗教上，尤卡對於拉尤斯大舅的希伯文禱詞漫不經心，安娜瑪莉以「那是個宗教」認同猶太人，尤卡在采茲集中營裏猶太人週五的安息日崇拜時，成為刻意與猶太人宗教保持距離的旁觀者。
在國籍上，尤卡所屬的匈牙利是被德國侵略的國家，在布根華爾集中營時，匈牙利猶太人飛機工程師想要以他的專長獲得德軍任用（如同叛國），卻被丟進焚屍爐。他配戴同樣「污名化」的U型黃色三角形胸章，因為那代表匈牙利，然而在采茲集中營時，那位探望母親病情的猷太人告訴尤卡，U型黃色三角形胸章代表「優良」，當他舉目無親時，鼓勵他的班迪與猶太人老者，都是來自布達佩斯的同國籍同胞。美國士官想要幫助尤卡移民時，他也表明自己是猶太人，隱喻匈牙利的猶太人與美國的猶太人之間命運有如天壤之別。回到布達佩斯的猶太人被發現曾經擔任德軍親衛隊，被解送蘇俄司令部（隱喻蘇俄日後入侵匈牙利），而尤卡不被匈牙利人接納、不被猶太人同情，如同他再次巧遇安娜瑪莉時說的：「不知道，也許我根本不存在。」卡爾特斯在原著小說與電影中的質疑與提問：「我到底是誰？」是相當杜思妥也夫斯基「存在主義」式的，也就是雖然不斷地尋覓自我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但是卻遍尋不著。
或許尤卡（也就是卡爾特斯自己）同時擁有或同時喪失猶太人與匈牙利人的身份認同、或許他也在兩者之間來回擺盪，無從選擇，然而其實這些都不重要，「他就是他自己」。如同本片最後尤卡的內心獨白一樣，對於自己曾經遭遇這些患難是心存感激的，因為永遠都會記得幫助過他的人，而這正是尋覓自我存在的過程。命運真是難以捉摸，尤卡母親的殷切期盼，是他能夠成為工程師或醫生，然而真實的卡爾特斯卻成為作家。尤卡的內心獨白像是暮鼓晨鐘般，使得《非關命運》的主題精神擲地有聲、鏗鏘作響。
(本文原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七月號)
我死過一次，才得以存活。或許這是我真實的故事….
──因惹．卡爾特斯